集中解答一些问题
随着剧情发展,刘汉政权的比重会越来越大,有些背景知识的介绍,不太适宜放在正文中,于是发个单章,丰富一下。
第一,匈奴的人数。
第一卷94章已经介绍过了,曹魏时期大概三万余落,十几万口。
那么西晋时期呢?以下仅包括内迁匈奴十九种。
开幕雷击——西晋开国那一年(泰始元年265),“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,帝复纳之,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。后复与晋人杂居,由是平阳、西河、太原、新兴、上党、乐平诸郡靡不有焉。”
开国第一年就内迁了十来万匈奴人。
咸宁三年(277):“西北杂虏及鲜卑、匈奴、五溪蛮夷、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,各帅种人部落内附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咸宁五年(279):“三月,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咸宁五年(279):“冬十月戊寅,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太康五年(284):有“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”。
太康七年(286):“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几十万余口,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”。
太康八年(287),“匈奴都督大豆得一、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,牛二万二千头,羊十万五千口,车庐什物不可胜纪,来降,并贡其方物,帝并抚纳之”。
太康十年(289):“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”。
以上仅仅是司马炎时期内迁的,没算以前“积存”的,也没算晋惠帝、晋怀帝时期被刘渊招诱南下的。
有些读者不信,认为匈奴没多少人。
我数学不好,有没有大手子帮我计算下?
司马炎时期的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:“魏初民少,西北诸郡,皆为戎居,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弘农,往往有之。今虽服从,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,胡骑自平阳、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,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尽为狄庭矣。”
看看当时的描述,并州、关中到处是匈奴,并州是相对最集中的。
这还仅仅是匈奴,没算羯人、乌桓、鲜卑。
乌桓是内迁人数仅次于匈奴的。
第二,匈奴的生产方式。
匈奴并非没有种地的习惯,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了,但因为草原的环境,只有特定地区适宜种植业,因此规模不大。
南迁之后,他们把在北方草原种植的糜子带了过来,作为传统农作物耕种。
糜子非常适宜草原的环境,事实上一直到辽国时期,契丹人还特别喜欢种糜子,潢水(西拉木伦河)流域种植业规模十分庞大。
当然,他们所谓的种植业,与汉地又大不一样。
别以为内迁汉地后,他们的生活、生产方式就渐渐向汉人靠拢了,这可真不一定。
唐代内迁至淮西的突厥人,不事稼穑,但以游牧、弋猎为业,整个南阳盆地、淮西到处是赶着牛羊放牧的突厥人。
胡汉交融之后,当地风气狂野,造就了大名鼎鼎的“蔡贼”。
内迁匈奴、乌桓人是半定居形式。
种地时,往往种子一撒,然后就不管了,秋天再来收割,贮藏于地窖之内。
这种习惯在后世诸胡中依然有体现。
唐代的吐蕃人占领河陇后,在当地种青稞、麦子,是同样的操作方式,播种就完事了,没有田间管理。
五代时的奚人“春借边民之荒田种穄,秋熟乃来收获,毕则窖于山下。”
甚至到了蒙古人那会,依然如此——“蒙古昔种田,撒种委之去,谓曰靠天收,秋成返刈获。其去非无因,或猎或牧。”
种地只是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,让他们能养活更多人,事实上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生产形式。
这从他们的食物、衣物上就能看得出来——不种桑麻织布,主要穿皮裘,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、肉类。
第三,匈奴的军事。
有些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,就是认为兵要一直养着。
事实上,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募兵(职业化)以前,中国一直是少量募兵+大量征兵的形式。
什么是征兵?
就是从地里拉来农民打仗,打完仗解散,回去种地。
下次需要打仗时,再把你征发起来。
但募兵呢?
募兵是有军饷的,有一笔庞大的维持费用。
开启大规模职业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时有多少兵?
唐玄宗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据摆在那里,光一个范阳镇就九万人,当时全国大约56-60万军队。
但请注意,这个时候的军队,并不完全脱产,还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。
有书友提到怛罗斯之战,其实高仙芝没多少兵。
整個安西四镇,也就两万余兵。
他当时应该是挑选了几千或一万兵——不可能全部调走,地方要驻防——然后又征发了“土团乡夫”(农闲时操练的农民)一万余人,凑足了两万唐军(1万以内的正规军+1万多土团兵)。
另外,他还征发了蕃部丁壮五万人——葛逻禄、突厥种部落。
再回到唐代兵力。
到了中唐藩镇割据时期是多少人呢?
穆宗、宪宗时期都有宰相汇报,九十九万余人——具体数据我上本书写过,记不清了,99万7千多还是8千多的,精确到了个位数。
宰相的正式奏疏,精确到个位数,做不得假,至少兵籍文册上有这么多人,财政预算也要按这么多人来制定。
唐三百多州,每个州都有州兵。几个州组成一个藩镇,有镇兵、牙兵。
一些重要地点,还有县镇兵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时候士兵们不愿意屯田了。
除了少数边远军州,物资转运困难的地方还有屯田现象外,剩下的都是职业士兵。
中晚唐一个兵年花费20-24贯石,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最多时3600万贯石——和明清时不一样,中晚唐两税法(以财产多寡计税,不按户计税,有钱的多收,没钱的少收,有点类似清朝的摊丁入亩)时,商税(榷盐、榷茶、榷铁、榷漆等等)最多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。
当时唐廷给每个藩镇定了军额,如宣武镇十万人、淮南镇三万五千人、幽州镇五万人等等……
数据有据可查。
养不活兵的藩镇,中央补贴,这些藩镇一般相对听话,愿意为中央打仗,讨伐不听话的藩镇。
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养多少兵费劲这种事。
我第一本书正好写大航海时代的,比较了解那时候的内容。
首先,那是募兵,即职业士兵。
其次,火器时代,花费激增。
第三,国王其实没什么钱。
英格兰国王为了打英荷战争,把老婆的嫁妆都卖了,还欠了一屁股债。
这些债向谁借的?
贵族、教会、银行家。
这是东西方国情的不同。
军事和外交归国王,国王打仗,贵族、教会不一定出钱的。
国王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,或者借债。
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给国王高利贷,比如信誉不好的西班牙王室,借贷成本是年利率20%,因此几次破产。从美洲运回来的金银,经常来不及铸币就直接以银条、银块形式拿去还债。
另外,西班牙60%的收入,是被王室奢侈花费掉了,并没有用到军事上。
好像扯远了。
再说回匈奴。
胡人政权,你用汉地的标准来衡量就大错特错了。
其实胡人政权的征兵形式大同小异。
有据可查的契丹,一户出一丁是常态,三户出两丁也不鲜见,出征的人还要自己准备武器和一部分粮食、肉干、奶酪。
他们种地后就不管了,秋天才收,中间不需要忙活,反正“靠天收”。
男人出征后,女人小孩亦可勉强放牧,维持生产。
大发之下,所有成年男丁齐上阵,固然会影响农牧业生产,但负面影响远不如汉人那么大——当然,非到生死存亡时刻,也没哪个首领闲着没事玩“大发”。
平时为民,战时为兵,几乎没有维持成本,所以不存在养不养得起这种事情,因为他们就不养兵。
胡人正规化建设后,也会尝试组建职业士兵,比如契丹的皮室军,平时就有人供养,不怎么需要干活,专心训练就是了。
另外再谈一下组织形式。
此时基本是部落、氏族形式。
历史上胡人组织形式出现质的提升,是唐代的吐蕃。
吐蕃实行“茹—东岱制”。
翼长、万户、千户、百户、小将——翼长统领至少一个万户。
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严密的组织结构。
茹—东岱制下,各级官员管军又管民,以军法治民,组织度非常高。而且军事装备非常好,从中亚、天竺掳掠了大量工匠,有成建制的具装甲骑。
说实话,若非吐蕃这种农牧混合国家运气不好,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,估计会很厉害,毕竟安史之乱后,他们深入中亚,与阿拉伯人激战,还经常南下印度抢劫。
当然,吐蕃运气也不错。
唐玄宗天宝年间,吐蕃连吃败仗,损失惨重,九曲之地尽皆丢失,有亡国之忧。但戏剧性的是,唐朝安史之乱了,吐蕃又活了……
吐蕃的制度,与女真的猛安谋克制、蒙古的万户制大同小异。
即胡人打破了部落、氏族的藩篱,以一种组织度更高的形式调用他们的人力物力,并且提升了凝聚力。
这会的匈奴还不存在这种组织度。
最后说一点,算是我的个人见解,不一定对。
就总体而言,募兵制是要优于征兵制的,缺点是维持成本太高。
不打仗的话,募兵也要领工资,而征兵在家种地,是农民。
打仗的话,募兵要领双倍乃至三倍工资——中晚唐防秋,各藩镇派兵到边境,帮助中央守边,朝廷给两份工资,藩镇给一份工资,三倍工资。
而征兵打仗,还是没有工资,或者只有极少的赏赐。
在募兵制大规模开启前,压根就没军饷这个概念。
另外,很多人都听说过“一汉当十胡”这种说法。
对,这是西汉年间。
到了后来,陈汤说现在不行了,只能“一汉当五胡”。
原因是什么?
胡人也在进步啊。
西汉时中原与匈奴的文明、生产力差距极大,体现在战争上,就是西汉军队武装到牙齿,而匈奴只能武装极少数精兵,绝大多数人居然用骨箭,更别说大规模装备甲具了。
另外,当时马具也不行,骑兵威力不够大。
东汉时,这个差距缩小了。
胡人装备提升了一些,而且出现了能提升骑兵战斗力的马具。
到了魏晋南北朝,因为胡人大举南下,差距更加缩小。
而且双边马镫、高桥马鞍出现,让骑兵可以借力,在马上做更复杂的动作,骑兵威力暴增。
再到唐代,汉人军队的装备优势更小了,这时候怎么办?
只能靠武勇。
说一个典型例子,唐中宗时在阴山修三受降城,打算修瓮城、马面,置守具,被很多人反对。
反对的原因你想象不到:他们认为城池修得太好,会让士兵有依赖心理,不愿出城野战。
唐代朔方军六万余人,其实马不多,绝大多数是步兵。
胡人骑兵来了,步兵要敢于出城野战。
毕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统草原对吧——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个靠步兵称雄的霸主了,奇葩。
写得有点散乱,其中一些还是集中回答读者的疑惑。
先这样吧,继续码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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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匈奴的人数。
第一卷94章已经介绍过了,曹魏时期大概三万余落,十几万口。
那么西晋时期呢?以下仅包括内迁匈奴十九种。
开幕雷击——西晋开国那一年(泰始元年265),“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,帝复纳之,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。后复与晋人杂居,由是平阳、西河、太原、新兴、上党、乐平诸郡靡不有焉。”
开国第一年就内迁了十来万匈奴人。
咸宁三年(277):“西北杂虏及鲜卑、匈奴、五溪蛮夷、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,各帅种人部落内附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咸宁五年(279):“三月,匈奴都督拔弈虚帅部落归化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咸宁五年(279):“冬十月戊寅,匈奴余渠都督独雍等帅部落归化”——人数不详。
太康五年(284):有“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”。
太康七年(286):“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几十万余口,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”。
太康八年(287),“匈奴都督大豆得一、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,牛二万二千头,羊十万五千口,车庐什物不可胜纪,来降,并贡其方物,帝并抚纳之”。
太康十年(289):“奚轲男女十万口来降”。
以上仅仅是司马炎时期内迁的,没算以前“积存”的,也没算晋惠帝、晋怀帝时期被刘渊招诱南下的。
有些读者不信,认为匈奴没多少人。
我数学不好,有没有大手子帮我计算下?
司马炎时期的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:“魏初民少,西北诸郡,皆为戎居,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弘农,往往有之。今虽服从,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,胡骑自平阳、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,北地、西河、太原、冯翊、安定、上郡尽为狄庭矣。”
看看当时的描述,并州、关中到处是匈奴,并州是相对最集中的。
这还仅仅是匈奴,没算羯人、乌桓、鲜卑。
乌桓是内迁人数仅次于匈奴的。
第二,匈奴的生产方式。
匈奴并非没有种地的习惯,早在西汉年间就有了,但因为草原的环境,只有特定地区适宜种植业,因此规模不大。
南迁之后,他们把在北方草原种植的糜子带了过来,作为传统农作物耕种。
糜子非常适宜草原的环境,事实上一直到辽国时期,契丹人还特别喜欢种糜子,潢水(西拉木伦河)流域种植业规模十分庞大。
当然,他们所谓的种植业,与汉地又大不一样。
别以为内迁汉地后,他们的生活、生产方式就渐渐向汉人靠拢了,这可真不一定。
唐代内迁至淮西的突厥人,不事稼穑,但以游牧、弋猎为业,整个南阳盆地、淮西到处是赶着牛羊放牧的突厥人。
胡汉交融之后,当地风气狂野,造就了大名鼎鼎的“蔡贼”。
内迁匈奴、乌桓人是半定居形式。
种地时,往往种子一撒,然后就不管了,秋天再来收割,贮藏于地窖之内。
这种习惯在后世诸胡中依然有体现。
唐代的吐蕃人占领河陇后,在当地种青稞、麦子,是同样的操作方式,播种就完事了,没有田间管理。
五代时的奚人“春借边民之荒田种穄,秋熟乃来收获,毕则窖于山下。”
甚至到了蒙古人那会,依然如此——“蒙古昔种田,撒种委之去,谓曰靠天收,秋成返刈获。其去非无因,或猎或牧。”
种地只是增强了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,让他们能养活更多人,事实上他们是半农半牧的生产形式。
这从他们的食物、衣物上就能看得出来——不种桑麻织布,主要穿皮裘,食物中存在大量牛羊乳、肉类。
第三,匈奴的军事。
有些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,就是认为兵要一直养着。
事实上,在唐玄宗时期开始大规模募兵(职业化)以前,中国一直是少量募兵+大量征兵的形式。
什么是征兵?
就是从地里拉来农民打仗,打完仗解散,回去种地。
下次需要打仗时,再把你征发起来。
但募兵呢?
募兵是有军饷的,有一笔庞大的维持费用。
开启大规模职业化募兵的唐朝最多时有多少兵?
唐玄宗天宝十节度的兵力数据摆在那里,光一个范阳镇就九万人,当时全国大约56-60万军队。
但请注意,这个时候的军队,并不完全脱产,还有一部分人是屯田的。
有书友提到怛罗斯之战,其实高仙芝没多少兵。
整個安西四镇,也就两万余兵。
他当时应该是挑选了几千或一万兵——不可能全部调走,地方要驻防——然后又征发了“土团乡夫”(农闲时操练的农民)一万余人,凑足了两万唐军(1万以内的正规军+1万多土团兵)。
另外,他还征发了蕃部丁壮五万人——葛逻禄、突厥种部落。
再回到唐代兵力。
到了中唐藩镇割据时期是多少人呢?
穆宗、宪宗时期都有宰相汇报,九十九万余人——具体数据我上本书写过,记不清了,99万7千多还是8千多的,精确到了个位数。
宰相的正式奏疏,精确到个位数,做不得假,至少兵籍文册上有这么多人,财政预算也要按这么多人来制定。
唐三百多州,每个州都有州兵。几个州组成一个藩镇,有镇兵、牙兵。
一些重要地点,还有县镇兵。
值得注意的是,这时候士兵们不愿意屯田了。
除了少数边远军州,物资转运困难的地方还有屯田现象外,剩下的都是职业士兵。
中晚唐一个兵年花费20-24贯石,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最多时3600万贯石——和明清时不一样,中晚唐两税法(以财产多寡计税,不按户计税,有钱的多收,没钱的少收,有点类似清朝的摊丁入亩)时,商税(榷盐、榷茶、榷铁、榷漆等等)最多时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。
当时唐廷给每个藩镇定了军额,如宣武镇十万人、淮南镇三万五千人、幽州镇五万人等等……
数据有据可查。
养不活兵的藩镇,中央补贴,这些藩镇一般相对听话,愿意为中央打仗,讨伐不听话的藩镇。
至于有人提到西班牙养多少兵费劲这种事。
我第一本书正好写大航海时代的,比较了解那时候的内容。
首先,那是募兵,即职业士兵。
其次,火器时代,花费激增。
第三,国王其实没什么钱。
英格兰国王为了打英荷战争,把老婆的嫁妆都卖了,还欠了一屁股债。
这些债向谁借的?
贵族、教会、银行家。
这是东西方国情的不同。
军事和外交归国王,国王打仗,贵族、教会不一定出钱的。
国王只能在直属领地征税,或者借债。
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还给国王高利贷,比如信誉不好的西班牙王室,借贷成本是年利率20%,因此几次破产。从美洲运回来的金银,经常来不及铸币就直接以银条、银块形式拿去还债。
另外,西班牙60%的收入,是被王室奢侈花费掉了,并没有用到军事上。
好像扯远了。
再说回匈奴。
胡人政权,你用汉地的标准来衡量就大错特错了。
其实胡人政权的征兵形式大同小异。
有据可查的契丹,一户出一丁是常态,三户出两丁也不鲜见,出征的人还要自己准备武器和一部分粮食、肉干、奶酪。
他们种地后就不管了,秋天才收,中间不需要忙活,反正“靠天收”。
男人出征后,女人小孩亦可勉强放牧,维持生产。
大发之下,所有成年男丁齐上阵,固然会影响农牧业生产,但负面影响远不如汉人那么大——当然,非到生死存亡时刻,也没哪个首领闲着没事玩“大发”。
平时为民,战时为兵,几乎没有维持成本,所以不存在养不养得起这种事情,因为他们就不养兵。
胡人正规化建设后,也会尝试组建职业士兵,比如契丹的皮室军,平时就有人供养,不怎么需要干活,专心训练就是了。
另外再谈一下组织形式。
此时基本是部落、氏族形式。
历史上胡人组织形式出现质的提升,是唐代的吐蕃。
吐蕃实行“茹—东岱制”。
翼长、万户、千户、百户、小将——翼长统领至少一个万户。
这是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严密的组织结构。
茹—东岱制下,各级官员管军又管民,以军法治民,组织度非常高。而且军事装备非常好,从中亚、天竺掳掠了大量工匠,有成建制的具装甲骑。
说实话,若非吐蕃这种农牧混合国家运气不好,遇到了上升期的唐朝,估计会很厉害,毕竟安史之乱后,他们深入中亚,与阿拉伯人激战,还经常南下印度抢劫。
当然,吐蕃运气也不错。
唐玄宗天宝年间,吐蕃连吃败仗,损失惨重,九曲之地尽皆丢失,有亡国之忧。但戏剧性的是,唐朝安史之乱了,吐蕃又活了……
吐蕃的制度,与女真的猛安谋克制、蒙古的万户制大同小异。
即胡人打破了部落、氏族的藩篱,以一种组织度更高的形式调用他们的人力物力,并且提升了凝聚力。
这会的匈奴还不存在这种组织度。
最后说一点,算是我的个人见解,不一定对。
就总体而言,募兵制是要优于征兵制的,缺点是维持成本太高。
不打仗的话,募兵也要领工资,而征兵在家种地,是农民。
打仗的话,募兵要领双倍乃至三倍工资——中晚唐防秋,各藩镇派兵到边境,帮助中央守边,朝廷给两份工资,藩镇给一份工资,三倍工资。
而征兵打仗,还是没有工资,或者只有极少的赏赐。
在募兵制大规模开启前,压根就没军饷这个概念。
另外,很多人都听说过“一汉当十胡”这种说法。
对,这是西汉年间。
到了后来,陈汤说现在不行了,只能“一汉当五胡”。
原因是什么?
胡人也在进步啊。
西汉时中原与匈奴的文明、生产力差距极大,体现在战争上,就是西汉军队武装到牙齿,而匈奴只能武装极少数精兵,绝大多数人居然用骨箭,更别说大规模装备甲具了。
另外,当时马具也不行,骑兵威力不够大。
东汉时,这个差距缩小了。
胡人装备提升了一些,而且出现了能提升骑兵战斗力的马具。
到了魏晋南北朝,因为胡人大举南下,差距更加缩小。
而且双边马镫、高桥马鞍出现,让骑兵可以借力,在马上做更复杂的动作,骑兵威力暴增。
再到唐代,汉人军队的装备优势更小了,这时候怎么办?
只能靠武勇。
说一个典型例子,唐中宗时在阴山修三受降城,打算修瓮城、马面,置守具,被很多人反对。
反对的原因你想象不到:他们认为城池修得太好,会让士兵有依赖心理,不愿出城野战。
唐代朔方军六万余人,其实马不多,绝大多数是步兵。
胡人骑兵来了,步兵要敢于出城野战。
毕竟薛延陀人都能靠步兵一统草原对吧——薛延陀大概是蒙古草原上唯一一个靠步兵称雄的霸主了,奇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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